2010-06-13
從富士康事件說起
吳偉傑
近日富士康深圳廠房發生連環跳樓自殺事件，在短短數月內，人數多達十八人之多，而且全都是年輕員工。消息傳出後，令人震驚並引起巨大疑團。傳媒引述的解釋是富士康以軍隊式管理運作，員工之間關係淡泊，工作時間長，缺乏休息兼且長期從事極為簡單卻不斷重復之工序等等。無疑上述因素都有可能打擊士氣，使員工對工作厭惡和極不開心的。但要導致輕生，而且是多達十八人的行為，上述的理由實在叫人難於信服，因此無論是政府，或者是富士康的高層，好應深入調查，跟進事件，找出事件的真相，從根本上解决問題，才是正確的態度和方向。
與此同時，我們卻聽到一些匪夷所思的解說，有人說富士康員工的連環跳樓事件是因為第一個員工自殺後獲得三十多萬人民幣的撫恤金，因此引發其他員工的自殺動機。但這種歪曲事實的說法，叫人難以致信。雖然富士康員工的薪金實在很低 (約為九百多元人民幣)，但無論如何，生命的價值又豈可以三十多萬來交換。當然，有人言之鑿鑿地說，曾見國內有工人為騙取工傷賠償而自殘肢體，即使如此，自殘肢體仍然與輕生有天淵之別，怎可混為一談。再說，這是十八個人的連串行為，不是個別事件。因此上述說法，若非有意抹黑，就是極為輕率、完全妄顧死者尊嚴和家屬親友感受的言論。
不過，若從另一角度反過來看，撫恤金太高之說也正好反映國內民工普遍所面對的極度差劣的工作條件和前途暗淡的悲哀。想不到正在強勢崛起的中國，竟然還存在著這種血汗工場，而且這些情况並非發生於小型山寨式工廠中，而是僱有八十萬員工的巨企，加上早前本田廠房的罷工事件，更顯示並非獨立個別情况。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種情况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一如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經濟起步時一樣存在大量貧窮工人。
筆者是五十後，也曾親身經歴五、六十年代的艱難歲月，但可以肯定的說，當年日子是窮但不算苦，因為苦是心理上感到孤獨、被遺棄、無助和絕望的感覺，但在當時，窮是普遍的社會現象，當然富人是有的，但比例上太少也太遙不可及了，所以窮日子是正常人的日子，沒什麼大不了，更不會有相形見拙，自慚形穢的感覺。况且當時基本物價平穩，經濟發展使人們會感到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上來的。反觀今日的中國，很多人在赤貧邊緣掙扎，相信絕大多數港人都到過深圳，物價幾乎與香港看齊，試問千多元月薪如何生活。但另一方面國內物價高漲，樓價飛升，富豪生活奢華，揮金如土，貧富懸殊的尖銳對立已非紙上的一個堅尼系數，而是每天耳聞目睹活生生的現實。再說，今時今日的中國怎能說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呢？
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教宗最近發表的《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也有更精準的評述，本篤十六世提到，一如若望保祿二世所觀察到的，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分野已不如《民族發展》通諭發表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麼清晰。世界財富的絕對值不斷增長，但不均等的現象卻有增無減。（22）以致「在某些較窮困的區域，卻有一些群體享受著『超前發展』的待遇，他們的浮奢及消費主義行為，與當地周遭持續出現的人性受損所產生的對比，絕對使人無法接受。」（22）
處此情况，試問國家如何可以長治久安，社會怎能和諧共處呢？
